放風箏

「我成為今天的我，是在十二歲的那年，1975年冬夜一個嚴寒陰鬱的日子。」他這樣開始這本書。

結束將近兩週在藏人屯墾區的拍攝，回到加爾各答街頭，遇見了在街上放風箏的孩子，我忽然想起了Khaled Hosseini《追風箏的孩子》，「我的哈扎拉人雙手高舉著鮮紅鑲著黃邊的風箏」。不過，那是另個故事，那故事裡阿富汗的細節歷歷；這裡是印度，在車行稀少的路上他們拉著一個正在墜下的藍色風箏，邊上露宿街道的遊民正拉開雨棚生起了火準備煮晚餐。

Sudder Street是一條很短小的街，生活的風景層次分明，遊民、店家之外，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和志工。其實，在加爾各答停留的旅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到Mother Teresa House當志工的人會選擇在這裡落腳。 「志工旅行」在國外行之有年，長期或短期，把自己的觸角延伸到世界的角落，停留，然後繼續下一段未完的旅程。

我在加爾各答的街頭想起了Kite Runner開頭的那個句子，想起了幾年前初到泰西北的Mae Sot，和Sam在涼台上飲酒長談的那個夜晚。Sam說隱約可以聽見邊境傳來的槍響；我聽不見，也許因為我不曾知道戰火的聲音。那是Sam在Mae Sot當志工的第一年。那天，我們和這苦悶的海外志工在難民營外喝光了身上所有的泰銖，酒言酒語之中那些遙遠熟悉的字眼在這個陌生國度的夜晚裡不斷浮現；我似乎回到了從前在山上部落裡的情境，發展和援助，中心和邊陲。

後來，我們持續在邊境上拍片，持續的穿越許多界限，游移行走；苦悶的Sam還繼續留在泰緬邊境的小鎮上；而去年大家忙得人仰馬翻的世界難民日哪，竟轉眼又快要到了。
就這樣，過去現在總不時的攪在一起。我在加爾各答想起Mae Sot，在Mae Sot想起高義；少年時候沒有為什麼就帶著牙刷騎著摩托車衝上北橫去高義的時光，好像並沒有真的遠去，我為自己找到另一種身分繼續著從前沒有做完的事。

讀完《追風箏的孩子》之後，翻回頭，重新看起第一頁，我幾乎被那個開頭的句子擊垮。是的，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是因為那些如今想起來荒唐的從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