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昨天竟與我談起了1984。「那年我才21歲啊，那是1984年，喬治·歐威爾的《1984》啊，那是你不能想像的氣氛」。

我們到的時候敲門，研究室的門下流洩出顧爾德彈奏的郭德堡變奏曲。這實在是時尚的古典音樂，並不驚奇，我覺著一點驚奇的是他此刻聽的是1955年的版本。我以為學者會中意1988年的深沈圓潤之作，不意聽見這年少輕狂，早慧的撟捷在琴鍵上跳耀。那些小小溢出規矩之外的節奏背後，是23歲的顧爾德。

他對我談著23年前的一場學運（「23」，我們似乎陷入了這些巧合的數字戲謔之中），戒嚴時候的五四學生陳情，比1987年的自由之愛還要早四年。訪談之前，我找出了一篇學者寫在1983年的文章。讀著忍不住擊掌拍桌，那些對時事、教育官僚和少年理想的字句，放諸此時，竟仍然無一有解。如火的青春。隔著時間的長河，我些微的碰觸到了那對自由主義的追求、對理想實踐的躍躍欲試。

我也許因此知道他為什麼衷意那狂飆的、意興風發的1955年了。

臨走，學者對我說，terrible beauty啊。

Now and in time to be,
Wherever green is worn,
Are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W. B. Yeats

原本只是一個簡短的訪問，我們卻在門外隱約的耶誕歌聲裡，各自回顧了一段曾經的時年。「一種恐怖的美麗油然而生」啊。